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枭雄是怎么产生的?
2016-10-27 16:48

枭雄是怎么产生的?

2016-10-25 王陶陶 老端的观点
从开创汉朝的刘邦到中共建政的毛泽东,从17世纪的华伦斯坦到20世纪的斯大林,从天潢贵胄的李世民、曹操到起于氓民的朱温、朱元璋,这些古今中外的枭雄们实际上都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共同点——“乐游侠(喜欢与绿林、地痞、流氓交朋友),或者游侠出身。“(游侠就是史书中对绿林人渣的雅称)

“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史记.高祖本纪》刘邦出身游侠

“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三国志.魏书.武帝本纪》曹操的游侠及“乐游侠”特性

“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刘备与游侠交友

“神武既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长而深沉有大度,轻财重士,为豪侠所宗。”《北齐书.神武本纪》北齐开创者高欢与“游侠”交友

“维也纳街头的饥饿与贫穷,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旧是我一生中条件最艰苦的学校,也是最彻底的学校。我刚踏进这个城市时还是一个孩子,离开时却已成人,性格也变得沉静严肃了。”——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第一本书

不同于其他体面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斯大林为了给列宁筹款,年轻的时候在格鲁吉亚抢银行,曾制造过多起骇人听闻的杀人事件。(图为被刑拘的斯大林)

如此惊人的巧合并非偶然,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往往被人忽视的现实:即当社会准入规则被扫荡一空,绿林好汉们(包括土匪、流氓、诈骗犯、抢劫犯、地痞等)或者常年浸淫于绿林中的好汉们(如刘縯刘秀兄弟、曹操、李世民、赵匡胤等),在混乱之中一旦获得了与其他人群平等竞争的能力,那么这些常年行走在欺诈、杀戮与冒险中的豪杰们,将显示出无可匹敌的竞争力。

“我年十二三时为亡赖贼,逢人则杀。十四五为难当贼,有所不惬则杀人。十七八为佳贼,临陈乃杀之。二十为大将,用兵以救人死。”——李世勣(即徐茂公,李世民的绿林好友)

在叙利亚的内战中,最先起来反抗并获得声势的往往是名流、学者和政务家,但最终能在残酷杀戮中脱颖而出的则是不择不扣的人渣恶棍;清朝崩溃之后,早先夺权的原清朝封疆大吏很快被狡诈残忍的行伍部下所取代,而在大混战中取得优势地位的最强军阀奉系,其领导者就是一群精明的土匪;列宁死后,他的工人、政务家、学者出身的战友们很快被劫匪出身的斯大林逐个淘汰;在唐末的藩镇混战中,贵族良民出身的领导者很快在竞争中落败,最终崛起的大军阀朱温,则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土匪人渣。

流民出身的后梁太祖朱温,用他一生的作为,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绿林好汉

”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1964年8月18日)。在井冈山,毛泽东跟当地绿林好汉王佐、袁文才(原先当地土匪,后都加入红军)称兄道弟,并从中学到了真正的绿林谋略。

以上这些无情、平等、公正的优胜劣汰之斗争结果,实际上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即如果完全从动物斗争本能的角度来看,绿林阶层无疑是人类社会中最善于斗争,最精于斗争,也最敢于斗争的群体,而这也是这个阶层天才领袖辈出的原因所在。那么,唯一的问题就是,枭雄与权谋何以能孕育于此?

边缘社会(或者绿林社会)之所以往往成为孕育枭雄的摇篮,并非仅仅是一种偶然,而是其天然特性决定的。

相比于稳定的主流社会,绿林社会的权力、人际关系充满了不确定。在绿林社会中,由于极度缺乏法律和道德保障,背信弃义也就成为最稀松平常的事情。强盗杀掉自己的头领,就可以取而代之,不会受到法律制裁;而劫匪暗算自己的兄弟,私吞他的财务,也不会增加什么后果。

巨大的利益诱惑与极低的背叛成本,使得“好哥哥”和“亲弟弟”从推杯换盏到拔刀相向,往往不过是一瞬之间。在混乱规则下,望重力强的小弟常常会成为大哥的心腹大患;露财于外的好汉则很难不被其他兄弟盯上,正所谓:“金杯共汝饮,白刃不相饶”。

绿林社会推崇信义,不是因为绿林社会喜欢信义,而是因为绿林社会最缺乏信义
石勒年轻时为匪,投奔乌丸大盗伏利度,与之结义为兄弟,他不断地劫掠财货女人收买伏利度部下,最终兼并其众。
元末,红巾贼帅们在濠州的残酷火并——“赵君用袭杀好兄弟毛贵(死于山东)和彭大,以及郭子兴和孙德崖的恶斗,”给年轻的朱元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此,一个在绿林社会成长起来的人,只可能相信牢固的利益,而不会寄希望于不稳定的感情,否则他就不可能在这种淌血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在没有法律保障利益的情况下,绿林豪杰们必须以财货和刀枪收买震慑潜在的叛徒:歹徒掠取财货,必然会将第一笔赃款分发;土匪入伙,需要的是沾血的投名状;草根毒贩之间则常常需要互派家人充做人质,以保证彼此基本的信任。毕竟,在无序社会里,除了对财货的追求和对死亡的恐惧,没有什么是可以依靠的。

在如此险恶环境锻炼出来的好汉,不但具备超强的政治生存能力,同时也将拥有超乎寻常的御众能力——并远远超出任何MBA课堂所能训练的程度。

从小与劫匪兄弟们相互暗算的经历,让石勒洞悉“好朋友”王弥的卑辞厚币不过是覆盖在獠牙之上的笑面;多年盗贼叛服无常的生活,则让溃散之后的李自成对背后议论的部将心生警惕。这种近乎天性的危机预见力,只可能来自于多年绿林生涯的如履薄冰中形成的本能。

同样,从小与贪婪无厌的帮派兄弟打交道的经历,让刘邦知道“推衣解食”才能让心高气傲的韩信誓死效忠;而在反叛后汉皇帝的战争中,为了将军队彻底绑定在自己的战车上,流氓出身的郭威鼓动将士在未知的情况下,肆意劫掠皇家和公卿的财货女人,从而使其在走投无路之后为自己效死力——这些玩弄人心的伎俩对于“有序社会”的体面人士往往很难想象,但却是黑帮政治稀松平常的一部分。

事实上,在人类社会的所有阶层之中,绿林社会的边缘人群,才是最善于玩弄人心的所在。

心理学家并不需要真正理解人心,因为他本质上是靠写书赚钱的,也没有人能够真正评估他的成果。但是,对于传销党、诈骗犯和江湖术士来说,如果他不能抓住人心,那么他就会受穷挨饿,饥不果腹;对于老鸨、鸡头来说,如果他不能把握小姐的心态,并吓唬忽悠住后者,那么他就会财源枯竭、一贫如洗;而对于那些草根黑帮的老大来说,如果他不能真正了解部下,并体恤下情、洞察奸恶,那么他就会威信扫地甚至性命不保。这些都是实打实的人心博弈,容不得半点的夸大和虚妄。

扭曲环境下的长久实践和锻炼,赋予了绿林好汉们驾驭人心的能力,这也使得他们作为人类生物,在不考虑准入条件的情况下,往往具有相比其他阶层更强的竞争力——他们更务实、更勇敢、也更有办法——他们既有能力使最桀骜的反抗者屈膝退让,也能够让穷苦的百姓体会到春天般的温暖。

所以,毛泽东对“绿林大学”的推崇只是阐述了一个被人忽视的事实,尽管这个事实令人尬尴,但是事实就是事实,谁也不能忽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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