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转摘自FT中文网的一篇读者来信（读者：杨新英），文章对当前经济形势有很多独到之处，虽然仅是一篇关于经济的文章，对我们作为法律人士在经济大潮中肯定很难独善其身，加深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认识肯定对我们业务的发展大有裨益。因此，特全文摘录如下：

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中国原本高速增长的国民经济急转直下，2008年四季度经济增速的急剧下滑，促使中国政府在美国、欧盟各种救市和刺激经济增长措施的影响下，也在2008年11月出台了两年投资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据说近来更有将投入规模持续扩大到7～8万亿的意向)。从此之后，各种经济增长刺激措施连续不断地出台，从财政政策的放松、信贷政策的放松，再到地方政府的投资狂热、出口退税的优惠、各种产业振兴计划的持续出台，中国从上到下似乎都围绕着一个并未经过严格论证的“保八”预期而竭尽全力。

然而，很多人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在一场百年不遇的重大危机面前，除了一点短期的本能反应之外，全世界似乎都因为此前的盲目乐观而措手不及，又因为危机规模的巨大而手忙脚乱。这其中也包括或许是美国历史上最有人气同时也最聪明的新任总统奥巴马(事实上，在观察了他上任以来的政策措施后，我正在越来越担心他可能不幸成为“胡佛第二”)。自上任以来，他竭尽全力想要做的，不过是不断扩大救市规模。而我最大的疑惑是：在没有弄清这次大规模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和关键问题之前，简单和习惯性地沿用传统的大规模放松政策流动性的做法，能真正有效地解决问题么？

毫无疑问，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昭示我们：一旦遭遇金融危机，我们别无选择的第一反应，就是用政策的流动性扩张去对冲市场流动性的萎缩，从而缓解社会恐慌情绪。但其完全适用的充分必要条件则是：当且仅当金融危机发生时，这个手段能够纾缓市场的流动性收缩，减缓金融危机引起的结算和支付资金短缺问题。仿佛医生遇到昏迷不醒的危重病人，输液或打强心针只是临时的权宜之计，目的仅在于维持病人的生命体征，为正确施救赢得时间而已。但格林斯潘的主要问题是：把只能用于纾解金融危机的非常规手段，当成了刺激经济增长的常规方法和规律来使用，并且以为它会长期有效。当然，把本次大危机的原因完全归罪于格林斯潘显然并不公正，回想2006年格林斯潘退休前在国会演讲时，国会议员溢美之词和起立致敬的事实，表明大多数人对他执掌美联储19年政绩的认可。

此前的追溯最少可以让人回想起这样三个事件：一是2000年4月网络泡沫的破灭与纳斯达克的暴跌；二是2001到2002年爆发的安然事件与世通事件；三是美林公司因提供虚假误导性投资意见当年赔偿一亿美元的美国式“私了”事件。从对美国金融和经济的实质性伤害程度看，这几个内部伤害事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同期发生外部伤害事件——“9.11袭击”，它表明美国的社会信用基础和制度体系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

然而，由格林斯潘掌舵的美联储却在这个关键时期连续大量地释放政策流动性，并通过放任房地产信贷及其不断衍生的金融产品，促使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不断上涨来维持美国“新经济”的持续，而奉行“市场自身的监管比政府监管更有效”理念的格林斯潘，也在华尔街似乎无所不能的“风险管理”技术神话配合下，不仅全面放松行业监管，而且把放松政策流动性当成屡试不爽的常规手段，并在他手里显示出了“妙手回春”般的巨大魔力。美国“新经济”的神话因此得以继续演绎，高消费高借贷的美国生活方式得以继续辉煌，“格林斯潘神话”也得以继续延续，直到次贷危机引爆金融危机再演化为经济危机，“格林斯潘神话”才换了新的名称——“格林斯潘泡沫”。命运的嘲弄真让人不胜唏嘘，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由此引申出的关键问题是：如果这次金融危机本来就是政策流动性过度泛滥的“格林斯潘泡沫”引起的，那么，再次大规模放松政策流动性的强心针式的救市政策，难道不会陷入“用造成危机的原因去解救危机结果”的逻辑悖论么？他能真正有效么？抱薪救火还能有什么美好的结果呢？

也许再往前，还可以上推到20世纪八十年代初，从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改革与里根保守主义的供给学派大兴其时，直到1989年苏东巨变，佛里德曼的“第一台推土机”摧枯拉朽般地推倒了柏林墙，社会主义阵营全面解体。然而，它在宣告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彻底破产的同时，也使得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失去了意识形态上的砥砺对手。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不仅代表了一种视角，更代表了一种自尼克松《不战而胜》以来的普遍思潮，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经过网络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全面改造与优化，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浪潮，不仅居高临下势不可挡，而且一马平川普世皆宜。最少在彻底解除人们应对经济困难与社会危机的警惕性方面，汤玛斯·佛里德曼与他那本平趟全球的书——《世界是平的》一样，具有无与伦比的重要影响力。然而，志得意满的佛里德曼及其拥趸们似乎做梦都未曾想到：仅仅两三年光景，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就走进了一望无际的沼泽。

由此引发的追问与高更的名画如出一辙：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全世界都不得不面对无限未知的未来，去寻找各自不同的应对之策。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我们依然一无所知。更糟糕的是，全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府，几乎都如出一辙的用一种习惯性的解困思路和反周期措施来应对危机，而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长期累积的制度性和结构性危机：美国累积了20多年，中国可是整整累积了30年啊。

在这样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中观察和认识这次全球性危机，我们也许不得不非常无奈地承认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美国的“新经济”模式破产了，一个全球普长的黄金时代结束了。而一个时代的终结，往往意味着它那个时代的英雄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殉道者，我因此忧心忡忡，而又无限悲悯和惋惜地注视着垂垂老矣的一代人杰巴菲特，与眼前的风险和隔壁的死神无奈的对峙。这样的大危机，也意味着一个GDP总量占全世界25%的超级大国，不得不重新在一个前途未卜的沼泽地寻求新的希望和新的出路，他们不仅是解救自己也在启示全世界。但不知年轻的奥巴马总统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美国的民众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新的希望和新的出路又在哪里？这不是一个个人的追问，而是现实与历史的双重诘问。

在这样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再审视和观察中国，就会发现，在基础制度不公正和财富分布高度依赖于权力分布的背景下，政治运动式的大规模投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已有前车之鉴)，必然会造成无效率和无效益情况批量发生，从而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留下难以估量的隐患，“钓鱼项目”的大量涌现、银行不良资产的大幅攀升、投资和投机泡沫的大规模泛滥等现象将层出不穷。与此同时，基于流动性泛滥的资产表面升值现象可能再次出现，这是中国证券市场有可能在近两三年出现畸形波动的重要原因。

然而，美国的问题是用刺激消费的办法去推动经济增长，大量使用投资银行的价值发现方法和商业银行的信贷创造手段，通过无限贴现和透支每个人未来的方式，来刺激消费者提前消费自己的未来；而中国的问题则是用刺激和放纵投资的办法来拉动经济增长，大量使用公共财政的直接投资方法和金融行业的信贷放纵手段，通过无限放大公众的未来和高估机构的未来的方式来放任消费者消费公众和机构的未来。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花别人的钱都会因没有责任约束而可能挥霍无度，而花自己的钱则会因约束硬化责任明确而精打细算。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潜伏的危机将比美国更加可怕：美国最多是个人破产，而中国则可能是政府和社会破产。还有比这更可怕的结果么？

由此衍生的进一步追问是：如果这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超过3年，而中国也在2～3年内因竭尽全力而把财政盈余和各种资源用竭，未来的中国经济将会怎样？等待下一任领导人的又将是什么局面？

我丝毫不怀疑中国政府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强大资源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也相信按照目前的财政与金融境况，支撑中国经济两到三年的增长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但我极其怀疑和关注为这两到三年的增长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人民公社大食堂开始当然很好，但一年后就开始出现大规模饥荒，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前辈们难道如此健忘？如果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是以牺牲本来可以持续的长期增长为代价，它值得么？美国的危机给我们提出了非常严重的警示：过度使用政策流动性和严重透支个人的未来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中国通过大量使用公共财政的直接投资方法和金融行业的信贷放纵手段，通过无限放大公众的未来和高估机构的未来的方式来放任消费者消费公众和机构的未来，来刺激经济发展的模式难道不需要彻底反思么？全球经济在经历了美国式的崩溃之后，还能再经受一次中国式的崩溃么？想起来真令人不寒而栗。也许我是杞人忧天或危言耸听，但愿我的国家不要再经历这样的灾难。我为它祈祷。

香港人很形象地把这次金融危机叫做“金融海啸”，在这种排山倒海的巨大灾难面前，不管你有多胖，还是先躲到安全地方为好。看看2007年GDP高达14万亿美元的胖大美帝国主义都黔驴技穷难以抵挡，再量量咱们只有3万多亿美元的瘦胳膊细腿，真有点儿底气不足。13亿人倒是数字不小，可这又不是吃大户，派不上用场。看着满头华发日渐消瘦却又废寝忘食到处奔忙的温家宝总理，带领仅占全球GDP6%(2007年)的瘦弱中国人民，中流砥柱挽狂澜于既倒的决心和气势，敬佩之余不由得我私下肝儿颤，心中充满无限的悲凉和无奈。几十年的市场历练，让我明白了一个举世皆知的常识：不要跟趋势对着干。

据说这次金融危机已经悄无声息地卷走了全球28万亿美元的财富，我们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3万多亿美元的GDP，在如此量级的“海啸”面前，还真是顶不了什么大事儿，哪里经得起折腾？智慧勇敢善于创新的美国人民一不留神都走进了沼泽地，勤劳善良善于听话的中国人民难道不需要认真反思么？中国经济难道真的可以一帆风顺地再高速增长30年么？

在我个人看来：中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与美国并无本质差异，同样是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只不过他们发病了，而我们还处在潜伏期而已。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是否能在缓解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之后，能够更冷静更从容一点，理智地接受一个中等速度的经济增长，而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改善制度基础和调整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方面，充分利用中国国内巨大市场和巨大空间的优势，做好应对长期转型和接受世界经济长期衰退的准备，而不要在政府直接投资和反周期措施方面投入过大的资源与精力，高度警惕中央政府竭尽全力刺激经济，以致耗尽所有资源积累之后，宏观经济依然没有预期改善所可能出现的智穷力竭无法控制的可怕局面。祈愿所有中国人戒之慎之，三思而后行。

我的一些性急的同胞，前几年就满世界嚷嚷“大国崛起”，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时，又迫不及待地叫嚣“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资本主义”。个人自我感觉良好或不是坏事，激情四射丰富多彩的个人生活就仗着这点儿家底，但如果把这东西拿到公共领域去晒，咱们还是慎重一点，毕竟现在还不是我们幸灾乐祸隔岸观火的时候，以后更不会是。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弟兄，也许根本不曾意识到：中国面临的制度性和结构性问题，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目前波诡云谲扑朔迷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我一直想伸手把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的温总理从中流砥柱的地方拉回来，但怯于“什锦八宝饭”的威慑，始终不敢动作，于是终于想起邓公小平，他老人家的遗训也许非常值得胡主席、温总理乃至全国人民再温习一下：“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

愿邓公在天之灵保佑我中华子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