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稀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的小时候,看小人书,看到红军战士生活艰苦,缺吃少喝,就到老乡地里挖几个红薯充饥。然后写一张纸条,说明挖红薯乃是万不得已,并包上几块银元,在红薯地里埋上。当时只是佩服红军战士的纪律,敬佩红军队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优良作风,从未想过红军战士的银元是从哪里来的。
印象当中,红军队伍是从不发饷的。闹饷索饷是军阀队伍经常发生的“故事”,吃空饷、拖欠军饷、克扣军饷是反动军官常干的勾当。红军队伍则因为与军阀宗旨不同、性质不同、信念不同、成分不同,绝对与“饷”无缘。然而,近日差旅途中,在旧书摊上翻到的一本权威著作《刘伯承军事文选》,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原来红军也发饷,且饷银是国民党士兵的两倍。
这本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编辑,1982年11月战士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刘伯承军事文选》中有一篇《军事问题补充报告》(一九二八年七月三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人物纪念馆”频道也提到这份报告。
内中讲到军饷问题:
“四川二等兵月饷六元六角,还八折发下;广东二等兵月饷毫洋十元另(零)五角或甚至于久不发饷”,“至于南方的新军阀,自背叛革命后……他们的饷,一月只有十元零的毫洋,常是几月不发”。而“红军月饷二十元与分配土地给士兵”。文中还列出二十一条“与士兵有切身利害而且容易了解的口号”,其中直接提到饷银的共有八条:“(1)兵士月饷二十元;(2)发清欠饷;(3)按月十足发饷;(4)反对克扣军饷;(5)军饷公开”;“(8)兵士要有疗养零用钱”;“(14)打倒财主佬,分银钱,分土地;打倒不发饷的新军阀”;“(15)士兵要分土地”。文中的“四川二等兵、广东二等兵”,指的是四川、广东两省地方军阀的兵,“南方新军阀”指的是南京国民政府辖下的军队。从文中可见,当时红军士兵的物质待遇要远远高于白军士兵。不仅远远高于四川、广东等地的地方军阀部队,也远高于南京国民政府辖下的军队。
读了这些内容,给了我一个豁然开朗式的唯物主义启发:红军确有高远的理想,红军确有坚定的信念,红军确有铁的纪律,红军确有优良的作风,红军确有特别顽强的战斗力,但这一切也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待遇的基础之上。或许红军各个时期的情况不大一样,初创期和后期的变化很大,军饷的发放变化也很大,但绝不是像过去宣传的那样没发过,至少有一段时期,军饷还不少。当红军初起时,较之已建立了全国性政权的南京国民政府辖下的军队及顶着国民政府的名义实则实行割据的各省军阀部队,红军的合法性权威资源相对稀缺,这样的物质待遇基础就更显重要了。
王树增著《长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内中也有一段:
关于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记述:中华苏维埃有个国家银行,行长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1932年,中央政府在位于石城地区的烂泥坑建立了秘密金库,存放从攻打县城和乡镇的战斗中缴获、没收的大量金条、金锭、银元、元宝、珠宝、金银首饰以及钻翠工艺品,国民党统治区发行的纸币,苏区铸造的银元,甚至还有在金店作坊里才能看见的金扣子、金发卡等装饰品。
1934年,国民党军逐渐向中央苏区核心地带压缩,毛泽民找到毛泽东,说他准备把金库搬到兴国附近去。毛泽东对毛泽民说:“还是分散给各部队保管吧。”于是,这些财宝在大规模军事转移前被分给了各军团,各军团又把部分金锭、金条、银元以及钞票一一分给了官兵。在后来的长征途中,这些财宝竟对红军官兵的生死起到了重要作用:红军用它们向遇到的百姓购买食物和用品;而一旦他们受伤无法跟随部队行军被留下来时,这些东西可以让他们活下去。
附:刘伯承的《军事问题补充报告》
同志们!恩来同志的军事报告非常周详,我今日所要报告的,是偏于在军阀军队工作方面的情形,照着以下的次序来说一说:
一 帝国主义与豪绅军阀封建制度南北军阀是代表什么
中国式的豪绅封建军阀制度,是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主要基础。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在中国境内开设工厂,建立如网一般的收买原料的买办制度,输入多量的工业制造的日常必需品……,这种经济侵略,使中国经济落后而不发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能成封建势力,它多不是与封建豪绅地主经济有极端密切关系,帝国主义者带着资本主义式的贸易侵入中国的农村,这种现象,使中国的豪绅地主更加商业化,更加重剥削去作帝国主义压榨中国农民血汗的中介,同时也就作军阀统治的支柱。照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扩大会议议决案说,从劳苦群众的观点看来,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的统治,与蒋介石、白崇禧、唐生智、汪精卫都是一样的,所以北洋军阀代表高等官僚及商业高利贷资本,而南方军阀是地主高利贷者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种反动势力,对于工农的仇敌关系完全一样,一点也没有什么变动。这种分析是正确的。
二 军阀制度本身的矛盾和必然的崩溃
二十年来中国的大小军阀互相吞并的战争者,现在急于都完全隶属于国民党旗帜之下,秋白说这些豪绅地主阶级的军队,来听资产阶级的蒋介石的领导,是尾大不掉(1)的。又说国民党虽然成为豪绅资产阶级的军事联盟,他们的阶级利益是冲突的。这样分析,从资产阶级所欲消灭杂色军队,统一中国而言,豪绅地主则各自不断地扩充武装,从小小的民团以至军队,他们都日趋急烈地相互吞噬,亦就是相互反对别人的侵犯。一般资产阶级受着豪绅地主性的军阀之苛捐杂税重重压榨,而经济财政急剧的破坏,这是根本的矛盾点。从这类事实看来,是正确的。米夫同志(2)关于国际执委九次扩大会议中国问题之决议案的文中说,中国军队逐年增加,数目现达两百万,在一九二七年中国军费支出七万万元以上。这种逐年增加惊人的军费支出数量,当然落在工农劳苦群众肩上,所以结果破坏了中国的经济,首先破坏的就是农村经济,于是群众的缺乏文化,乞丐化之过程加速,毫无疑义的了。这些条件使中国新的、更有力的革命高涨如农民暴动到处爆发不用说了。而这种影响不仅是军阀财政日趋于绌竭,军饷的无办法,而兵士暴动之发展进一步与农民斗争贯串一起,必然地使军阀制度趋于崩溃。
三 军阀军队的成份与其一般情形
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之下,与军阀混战局面之下,农村经济破坏,其中破产农民,除到城市做工与当土匪而外,就到佣兵制度的军阀军队当兵。城市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因工业不发达不能稳定,甚至工厂倒闭,又产生了广大的长期脱离生产的游民无产阶级,也是往军阀军队去当兵。这是军阀军队中一般的成份。
中国雇佣军队,它的组织系统,军事纪律,军队脱离人民而孤立的状态,这是中国军队一般实际情形,也就是我们在军队中工作困难的地方。但是,军阀制度的本身,已表现出许多矛盾,兵士与长官阶级冲突,下级官与上级官权力斗争是跟着社会阶级的矛盾而存在的。现在既有了这样广大的军队,资产豪绅阶级无力维持它,而各军阀为图本身生存与其发展,他们自己相互间,及其与一部分豪绅地主阶级帝国主义者间又发生许多新的矛盾,这些矛盾足以使军阀制度继续削弱与动摇,而且加剧了兵士的冲突。其冲突之焦点就是在经济上,因为它是雇佣制度,其表现于经济上之冲突是必然的。军阀的财政困难已如上述,而军官为增收入计,就发生了包烟包赌,争地盘,克扣其微小可怜之饷(四川二等兵月饷六元六角,还八折发下,广东二等兵月饷毫洋十元另五角),或甚至于久不发饷,士兵索饷即被扣留,偶尔发饷,便有逃兵,病者伤者均无优待办法。运动士兵,借着些病兵、伤兵之口,以向其他兵士宣传,极有效力。
官长与士兵生活相差天远,官长任意挥霍,居住饮食以至嫖赌,千金撒手即尽;而士兵则衣不暖身,食不饱肚。相形之下,士兵对长官之心理,可以想见。因此,官长防范士兵拐枪潜逃之法日渐严密,下级官以亲信者马并或骨肉任之,兵士出入,由下级官集团领导,下操后集武器于一室内,由下级官看守,所以下级官之作用大。但是因他的经济背景关系,我们为士兵运动容易入手,及将来暴动时利于指挥起见,不可忽视了他,在可能范围内须吸收之,但须慎重。至于望下级官而中级官,带其整个队伍来革命,又是幻想。总是要十分注意下层士兵才是。
至于南方的新军阀,自背叛革命后,取消了初期革命的宣传,屠杀工农,虐待士兵,为权利地盘之斗争,驱遣士兵自相残杀。兵士因此受了更大的剥削与牺牲,对于官长蕴蓄着很深的阶级仇恨。他们的饷,一月只有十元零的毫洋,常是几月不发。恰好受了土地革命与广州暴动的影响,红军月饷二十元与分配土地给兵士的口号,以及他们本身的阶级斗争,联结到社会上工农斗争的关系,于是表现出反革命军队普遍动摇。民团商团的武装,多半在雇佣的工人和农民手中,在此工农剧烈斗争的期间,他们必然的要受影响。他们同警察的武装、组织、训练、技术都较薄弱,是我们容易夺得武装的所在。
四 对军阀军队的工作
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议决案说,党应准备对付新的扩大的革命高潮之高涨,党对这新的高涨革命浪潮必须的任务,便是组织实现群众的武装暴动,因革命任务,是用武装暴动推翻现存政权才能解决。据此,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即要夺取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在政治上教育他们,使他们在共产党及其口号之下团结起来(3)。在实行夺取工农的中心工作时,同时马上就开始实行有系统的军事政治、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的工作,以保证最近的将来工农群众反对大批军阀军队斗争的胜利。在这工作当中,对于军阀军队军事运动的主要任务,是独立地运用在军阀军队中发展他们的阶级斗争,即是兵士与其官长的斗争(能拉他们的下级官与兵士同一战线时,即照上述意义办理,但非主要的事),这样才能把军阀的基础,根本地动摇它,推翻它。但是经验告诉我们,仅用军事政治工作的方法,我们不能破坏整个的军队。或使它来参加革命,或是使它中立,其某部分军队,必永久是忠实地服从反动军官,积极地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则我们只有以我们的赤卫军为中心,同变到革命方面来的军队,对它进行酷烈的血战,才可以破坏它们。列宁在一九○五年莫斯科暴动的一篇文章写了以下的几句话:我们过去已经准备而且还须更坚决的准备改造兵士的思想。但是我们不会变成可怜的老先生,假若不会忘记在暴动的时候,我们还需要用血战的方法以夺取军队(4)。这是我们预先该知准备的,决不可再演出南昌时对蔡廷锴那种不坚决的态度。
军阀军队中单独的阶级斗争是没有出路的,而且容易和缓下去,一定要工农斗争愈发展,才可促进士兵的阶级斗争,且使斗争能够愈加有意识地走到与工农会合总暴动的路上。
无论当时的政治情形如何,共产党军事政治工作之一个首先的任务,便是要破坏并夺取统治阶级之武装力量,在海陆军警察中进行政治的与组织的工作。经验告诉我们,这些熟悉军事的军队与警察有新的攻守器具为它的武装,以军官为特别的指挥人材,又有帝国主义者到中国军队之助,它们真正来与革命斗争,则虽具有革命胜利的条件,但它们也有消灭革命的可能。虽然如此,但是军阀军队和外国派来中国的军队,因阶级成份关系,上面曾经说过,在一般革命潮流高涨的时候,不会不受革命影响的,在这时候,士兵群众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这种动摇能够引起部分的军队变到革命方面来,我们党在革命准备时期,尤其在夺取政权积极斗争时期,在士兵中有系统的工作,特别是政治工作愈做得有力,则士兵动摇与倒戈,将亦愈有力而常见。
因此,破坏军阀军队和在政治上夺取军阀的军队,使上百万的兵士群众都参加工人与农民群众的阶级战线,为中国共产党严重的任务。
上述工作具体形式:
1.在士兵中做群众鼓动工作,使士兵群众接受党的口号,为此必须有军事煽动员特别组织,并出版关于日常便于士兵群众阅读的刊物、传单和小册子等。煽动之法,须视其部队来源与成份,如部队是匪成的,就以运动土匪的方法对之。如是新兵,他们极感生活困苦,与不忍官长的惩罚,则派人入其部队为宜。如是外省军队,思家之心必切,则说明以月饷二十元回家是有路费有出路的。煽动军队之目的,须注意破坏敌士兵与官长的关系,而夺取其信仰,所以提出来的要求,须不使反动军官能以小利引诱士兵和缓,要以各种方法,利用各种问题煽动士兵,如厕所标语,图画,只要能鼓动群众破坏官长的威信,便都适用。唯宣传的口号传单等则应非常正确,宣传从士兵痛苦说起,然后说到工农兵联合,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以至于暴动的组织与其他技术问题。宣传的方法,通常是用口头谈话式的,然而有时文字的宣传亦非常有号召的力量,所以传单小册子等有时也是需要的。尤其是在少数军队单独住在一地之时,能以一种传单给予全部士兵,可以增加其动摇与恐慌的程度。
2.在军队中成立党的支部和革命士兵们的组织,以便在该部队中实行军事政治工作,使自己的人散布到军队,以便逐渐地扩大自己的影响,且于紧急的时候,把军阀军队吸引到革命方面来。我们在军队中党的发展,必须普遍地注重于质量,因为兵变多是少数人发动,组织此处与彼处绝缘,恐其一处破坏,牵连全体。
士兵暴动是为夺取政权之意义的,必须与工农联合起来,最好是工农兵的总暴动。在士兵暴动时,工农愈有力量,方愈能抓住士兵群众,再则士兵暴动之时,党必须注意组织一基本部队,协同我们的赤卫队——中心部队以打破其他反动军队。
兵士自身单独的兵变,应当加以提倡。必须有士兵为本身问题发动的兵变,才能逐渐形成工农兵汇合的总暴动。兵变是没有夺取政权之意义的,但为破坏敌人的武装,兵变是对于我们革命和武装工农有利的事。士兵受着工农浪潮的影响,尤其是本省的军队,或由土匪散兵改编过来的军队,容易走上兵变的道路。自然党必须尽力使一切兵变在党的指导之下进行,尽量使工农的势力影响兵士,而准备能除去其武装或改编之。此种单独的兵变,在敌人部队移调防地,而我们工作有放弃之虞时,可实行之。在军阀互相吞并战争时,无论何方都要使它发生兵变,即是打败仗主义,这是极易收效、以其武装拿来武装工农的最好办法。因为佣兵作战,胁于官长命令,看见战场上官兵极悲惨之事,于本身毫无利益,倘若我们党在他们战地有组织,一面断绝前线军队与他们的高级官的联系,一面运动士兵导以出路,没有不成功的。
3.用各种方法帮助和发展士兵
与长官的经济斗争,设法建立士兵和水手(海军)的群众组织。此种组织之适当的形式如“士兵联合会”和“水手联合会”等都可,其任务在保护士兵和水手(海军)的最基本的权利和其生活上最切身的利益。
我们的士兵运动,必须估计到雇佣军队的特点,提出于士兵有切身利害而且容易了解的口号,以启发他们的经济斗争。例如:
(1)兵士月饷二十元;
(2)发清欠饷;
(3)按月十足发饷;
(4)反对克扣军饷;
(5)军饷公开;
(6)反对官长打骂兵士;
(7)有病不出操;
(8)病兵伤兵要有疗养零用钱;
(9)反对剥夺士兵自由权;
(10)杀压迫士兵的官长;
(11)士兵不打工农——穷鬼不打穷鬼;
(12)杀屠杀工农的官长;
(13)士兵参加工农暴动;
(14)打倒财主佬,分银钱,分土地;
(15)士兵要田地房屋;
(16)不替军阀当炮灰;
(17)打倒不发饷的新军阀;
(18)打倒屠杀工农的新军阀;
(19)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军阀;
(20)一切士兵加入革命士兵联合会;
(21)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工农兵利益的。
象上面那类口号,是从他们物质生活的痛苦,说到了他们的出路,利用一切机会燃起和发展士兵与长官之冲突。我们要知道在军队中,要经过斗争,方能增加士兵阶级仇恨,而提高我们的领导权。但兵士的斗争比工人农民更易走入武装冲突,使我们的组织易于破坏。假如我们未准备兵变或暴动,须注意斗争的方式,不可过于激烈,只能使兵士受我们的影响为标准。例如闹饷,须用要求发饷等形式,使兵士对官长失去信仰;不能得饷时,应用消极手段宣传破坏官长的威信,而不即刻积极地行动,利用待遇问题如伙食或处罚等引起斗争,亦是好的,斗争方法是鼓动请求官长、包围官长、罢操等。
4.必须在各部队和参谋部成立通信的组织,其目的在时时侦察军队的情绪,并研究实行军事政治工作之最适当的对象。
敌人军队的历史,军官成份(上级官、老军官),过去的斗争力,军官财产的来源与状况,人数与武装,营房生活条件,以及关于思想情况等,如能确切知道,我们一切工作才有正确的发展。其通信传达的方法,无论各部队或参谋部,可以利用我们的人在其中当号兵、伙夫,出入比较自由,至于借做小贩、洗衣、补衣亦可。
5.军阀军队的招募:(甲)自愿的,(乙)按县征募的,(丙)强迫的。在这些时候,从军的分子,按其阶级并不一致,中农、贫农、流氓分子都有。本党在自己工作中,应该注意到这种士兵成份的特点,使自己的工作与方法能够适应他们。
6.必须使工农分子加进军队去当兵或当官长(首先入军校)的方法普遍施行。
在中国一般人中,同样的在工农群众中,散布着反对军队的心理,不能不是工作困难之一。这种心理的来源,是连绵不断的军阀战争,旧式军队对于人民残酷地掠夺与蹂躏。“好人不当兵”成为农家的一种流行陈语。最近几年的实际经验证明,这种心理已有极大的变化。工农群众已经了解,军队是一种力量,统治阶级应用这种力量,可以残酷地压迫劳苦群众。工农群众已经相信,只有破坏军阀的武装力量和创造自己的武装力量,才可以根本消灭旧有的强盗式的军阀军队。所以以前工人不当兵的(工资多于军饷金而且较自由),现已入军队当兵了。
派人加入军队者,以有特殊技能,如能代人写家信或能玩弄乐器者为宜,因为他们容易吸引许多士兵接近与来往。
五 党员军事化
中国一般人都有反对军队的心理,这种心理的来源与不好处,上面已经说过了。
我们共产主义者,要不相信考茨基的信徒说的革命不一定要暴力与流血,要不相信机会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说的不要拿武器吧,那么,对于军事,人人都要重视它,学习它,武装工农,领导工农,夺取政权。
苏联现在是已经革命成功的国家,我们看,他们在常备军中,一般工农群众中,以至于儿童中,尚且都是非常注意军事设备与训练,自然我们中国共产党员更应注意到暴动前之武装工农,乃至暴动后之建立红军,在在需要军事人材,若不就此时急急的利用中国军阀军官学校、国外兄弟党及其他公开或不公开的军事组织,以学习军事,则将来革命前途必蒙大多的不利。我们学习的对象是:
1.使用武装方面。广州暴动工人百分之七十五不会打枪,甚至自己打死自己人,得着敌人三十门大炮,只用了五门,从这次可以看出使用现代武器的重要。我们对于射击以至手榴弹自然该学习,就是旧式的刀矛,我们也要利用它来夺取敌人的武器,也是应该学习的。
2.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战术,如巷战如何设置障碍物、壕沟,如何侦探、救护、征发以及战地宣传等,都应充分地训练与学习。
3.技术,如造炸弹、复装弹药、修炮等的学习。
4.暴动的策略非常复杂,与常备军的通常策略不同,这种学习必须长期刻苦地研究才行。我们要知道,党员军事化,才能夺取政权,维持政权,巩固政权,才能说到中国革命胜利,世界革命胜利。
注释:
这是刘伯承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军事问题补充报告,记录稿。
(1)语出《左传·昭公十一年》:“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掉,犹摆动。比喻部属势力强大,难以驾驭。
(2)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人员。
(3)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中指出:“党应当准备革命之新的浪潮之高潮。这一高潮,必须要党起来组织并实行群众的武装暴动之直接的策略任务,因为只有推翻现存政权的方法,能够解决革命之种种任务。正因为如此,现时党的工作之中心,是在争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对于他们的政治教育,组织他们,使他们围绕着党及党的口号(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八小时工作制,统一中国,解放中国于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推翻现存政权,工农独裁制,组织苏维埃)。”刘伯承同志讲的与此精神一致。
(4)列宁在《莫斯科起义的教训》一文中说:“我们曾经准备而且还要更顽强地准备在思想上‘影响’军队。但是,假使我们忘记在起义关头还需要进行肉搏斗争来争取军队,那我们就会成为可怜的书呆子。”(《列宁选集》第一卷第667页)。刘伯承的引文,与此精神一致。